陳水扁在脫口說出“正在思考戒嚴”之后一天，大概發(fā)現(xiàn)事態(tài)嚴重而改口，但也發(fā)揮了“引蛇出洞”的效果；連日來若干知名人士的胡亂發(fā)言，嚴重暴露臺灣社會對民主價值的理解不足。

　　臺灣《中國時報》社論表示，這樣殘破的民主認知，其實是非常令人擔心的。在解嚴廿年后的今天，我們認為仍然有必要對臺灣的民主現(xiàn)況，做一番解析與警醒。

　　任何了解民主ＡＢＣ的人都知道，戒嚴是在社會發(fā)生戰(zhàn)爭或叛亂等極端混亂情況下所做的緊急措施；它大幅擴大了軍警的行政指揮權(quán)、也可以暫時接管“司法”權(quán)。簡單的說，戒嚴的頒布等于是凍結(jié)了民主，幾乎是回到行政權(quán)統(tǒng)馭一切的“帝制”。這對于歷經(jīng)數(shù)十年一黨專政、白色恐怖等滄桑史的臺灣而言，是何等嚴重、何等不堪的事？可是，臺灣人民在享受了近廿年承平民主之后，竟然有這么多人不知珍惜我們可貴的民主，令人震驚。 
　　　
　　社論指出，最令人遺憾的，當然是若干御用媒體的主持人與所謂名嘴。這些人未曾在臺灣民主奮斗史上投入或參與，卻是率先發(fā)難要求陳水扁頒布戒嚴的人。他們知識貧乏、民主概念不及格，除了偏狹的意識形態(tài)之外，只剩下兩張視當權(quán)派意志而制約反應的嘴皮，才會輕率地挑起戒嚴的話題。其次，則是臺灣“國防部長”竟然在“立法院”答詢時表示，戒嚴后將由六軍團司令接管臺北市長職務，而若是“立法院”不同意戒嚴，他將服膺“統(tǒng)帥”的命令，這種對民主的了解簡直是近乎愚癡。當然，輕忽戒嚴危害的還包括若干習慣做政黨打手的民意代表。他們爭相對外表功，“向陳‘總統(tǒng)’提出戒嚴之議的是我”，足見其盲目爭寵的荒誕。 
　　　
　　社論表示，臺灣的社會也有一些自詡為社會精英者對近來臺灣的反民主傾向保持沉默，同樣令人遺憾。八年前，當年“中研院院長”李遠哲先生結(jié)合了兩位大學校長、若干位企業(yè)家與藝文人士，共同發(fā)表了“向上提升、向下沉淪”的宣言，把陳水扁先生送進了“總統(tǒng)府”。他們當時的呼吁，是希望改變當年執(zhí)政者的黑金掛勾、促成政黨輪替，希望借此將臺灣帶向康莊大道。但是任何人也都了解，黑金固然是惡、一黨專政固然易于腐敗，但改變黑金與扭轉(zhuǎn)腐敗都必須要依照民主的理念、要遵循民主的法制而為。換言之，民主的價值是在政治清明之上的，更是在任何統(tǒng)／“獨”、左／右、本土／非本土等立場選擇之上的。任何人若表明要凍結(jié)臺灣民主，則一切政治清明的訴求都只能期待于掌權(quán)的獨裁者，不再是人民作主，這不是墮落是什么？準此，民主與反黑金價值之輕重，當然也就不辯自明了。 
　　　
　　李遠哲先生八年前提出政黨輪替、消除黑金的呼吁，當然是出于對臺灣社會的善良期待；八年中即使黑金更形猖獗、輪替未見成效，大家也只能怪自己當年的判斷不清，尚不能據(jù)此而貶抑其呼吁。但是，倘若當今社會的名嘴在唾棄民主、鼓吹戒嚴、猖言“敉（編輯：mǐ, 安撫，安定）平動亂、宣告選舉無效”，而主政者亦不斷地以切割、撕裂、二分等手段損毀臺灣的民主根基時，則這批人就是在毀敗價值位階更高的“民主”。這個時候，當年帶領臺灣人民走入如此險境的社會精英，就沒有再保持沉默的權(quán)利了。現(xiàn)在臺灣面臨的，不是黑金或清明的選擇，而是人民做選擇的民主基礎受到挑戰(zhàn)。無論如何，臺灣人民若是可能從“有選擇的不清明政治”跌落至“沒有選擇的戒嚴政治”，當年的始作俑者，不但沒有悶不吭聲的自由，恐怕連道歉一百次，都不足以謝罪臺灣人民了。
 
　　社論最后很遺憾地說，臺灣的政治人物與若干御用名嘴竟能將一個投票流程的技術(shù)問題、或是本土／非本土的假議題，上綱到一個以戒嚴手段摧毀民主的狂想主張。我們要正告所有政治人物一個簡單的政治學理：所有的統(tǒng)／“獨”、本土／非本土選擇，都筑基于民主；所有的“憲”政主義、“法治國”理念，也是筑基于民主；進一步言，幾乎臺灣所有的價值，都系于臺灣的民主。誰膽敢破壞臺灣的民主，誰就是全民的公敵。而那些當年制造國王的人（king maker），如今果然創(chuàng)造了帝王，還有噤聲不語的權(quán)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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