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人都有一顆求真的心，還有一個生疑的本性。股市的漲與跌、爆炸性事件的真與假、網絡傳言的信與疑，每逢大事發生，新聞常與流言相伴。寧信其有，不信其無，追尋真相的同時，從什么時候，公眾戀上了“陰謀論”？

　　 社會學家研究發現，“陰謀論”往往在大事發生且后續充滿不確定性和公眾普遍擔心的時候冒出來，它在社會輿論迷失方向之際給出一個貌似合理的路徑，并迅速擴散。

　　 歷史上流行過諸多著名的陰謀論：英國戴安娜王妃是醉酒駕車的犧牲品還是死于英國皇室的陰謀？美國宇航員阿姆斯特朗是真的實現了月球行走還是播放的在內華達州拍攝的影片？美國前總統約翰·肯尼迪遇刺，到底誰是兇手，幕后主謀究竟是誰？影星瑪麗蓮·夢露到底是自殺還是他殺，她的死亡是否牽涉華盛頓的頂級政要？

　　 近年發生且流行至今的“陰謀論”還有“9·11陰謀論”，在美國一直頗有市場。民意測驗顯示，42%的美國人認為政府掩蓋了與官方說法相矛盾的一些證據，36%的人認為聯邦官員“非常可能”或“有可能”允許襲擊發生，因為“他們希望美國在中東發動戰爭”。有趣的是，當這種“陰謀論”越傳越廣，官方不得不出來說話時，效果卻往往適得其反。

　　 再就是關于“基地”組織頭子本·拉登死亡的“陰謀論”。當時白宮宣布在巴基斯坦擊斃拉登并將其海葬之后不到48個小時，“陰謀論”就產生并迅速傳遍世界各地。其中的極端說法包括：拉登在美軍襲擊之前就已經死了；他至今仍然活著；被認為屬于拉登的DNA其實并不具有決定性；白宮策劃這次突擊只是為了確保奧巴馬總統的連任……

　　 凡事總有正反兩面，甚囂塵上的“陰謀論”似乎不完全是壞事，它往往加重了社會關注，并因此倒逼主流媒體和當局對事件真相的挖掘和信息釋放。從社會政治學角度看，“陰謀論”因其社會誤導性而對當局產生負壓，起到“看門狗”的作用；從社會娛樂學的角度看，“陰謀論”為信息傳播添加了很多“異味作料”，因此成為幽默電影、脫口秀以及網絡段子的主角，反而成為社會釋放壓力的一個通道。

　　 “陰謀論”越來越成為一種社會文化，而且隨著現代傳媒力量的不斷發展和升級、信息透明度、公眾信息獲知能力的提升，“陰謀論”文化也在加強，這就形成一個悖論：人們知道的信息越多，懷疑的就越多。

　　 誰更相信“陰謀論”？英國社會學家帕特里克的調查顯示，社會人群的年齡是一個因素，比如相信肯尼迪遇刺陰謀的人在36歲以上的人群中比例最高，而那些年齡在20到35歲之間的人最容易相信“9·11”事件背后有陰謀。年輕人尤其是18歲以下的人最不容易接受“陰謀論”。再比如少數族群更容易相信“陰謀論”，原因在于他們往往是事件和信息的被動接收方；另外，收入高和學歷高的人更傾向于懷疑“陰謀論”，這或許因于他們思維的批判性和知識結構對非常識性“陰謀論”的有效排查。

　　 還有一種分析認為，“陰謀論”產生的思維環境和過程往往是重大事件—重大影響—重大關聯—重大疑惑。當大事發生關乎社會、個體安全和生存且無法謀得答案時，“陰謀論”就找到滋生的沃土。“陰謀論”的產生，因其“陰”而常常潛藏機謀，以圖發泄、以圖襲擾，甚至含有政治意圖。比如當年小布什政府有關伊拉克前總統薩達姆握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信息釋放，也是一種“陰謀論”，它的非常規在于信息的釋放方是華盛頓當局，是一種陰的陽謀，當這一信息最終被證偽，小布什面臨政治尷尬，而一個敵對政權及其操控者已經被美國搞掉了。

　　 “陰謀論”如此特殊的效能，使其成為一種不可忽視的工具。有工于此道者甚至提出炮制一套“完美的陰謀論”的厚黑攻略：比如反社會和反權威的立場能增加人們對陰謀理論的相信程度，因此要選擇一個龐大的權威組織作為對立面；還需要圍繞一個重大的、具有新聞價值的事件來編制陰謀理論。另外要精心構造一個能打動人的故事或者理論以俘獲受眾，當然還要準備好“辯護詞”，一旦“陰謀論”被揭穿，要準備好退路。如此做法，就成為始于惡而終于惡的行為，這是社會最需防備和抵制的，如《陰謀政治》一書的作者、法國作家布魯諾·費依所說，“陰謀論”的泛濫，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權威和民眾之間的信任問題，但是這絕不是惡意“陰謀論”生存、泛濫的理由。（夏文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