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年，長路漫漫。艱難困苦，玉汝于成。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為建立一個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新中國，不斷摸索，不懈努力，開辟了一條中國道路，發(fā)展了一套中國理論，建構了一種中國制度。

　　中國制度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就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xié)商制度、民族區(qū)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fā)展的基本經濟制度，以及建立在這些制度基礎上的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等各項具體制度。

　　95年的苦難輝煌，見證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成功——縱觀歷史，它前所未見；橫覽世界，它迥然不同；身處當下，它展現(xiàn)強大優(yōu)勢；預見未來，它蘊藏無限潛能。我們完全有理由對中國制度充滿信心，中國制度為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提供了根本保障。

　　從膜拜到自信，中國制度是歷史之必然

　　從來就沒有救世主。

　　20世紀初的中國，內憂外患，民不聊生。擁有成熟資本主義制度的西方列強，攜經濟之榮、國力之盛，用堅船利炮叩開了中國國門。國是喪失，精神破產，人心迷亂。炮聲隆隆，震醒了一部分先覺的中國人。他們開始在殘垣斷壁上重建國家，更在精神廢墟里尋找出路。

　　破易立難。

　　膜拜西方文明，照搬西方制度，無法解決中國的問題。無論是中體西用，還是全盤西化；無論是企圖建立“君主立憲制”的維新變法、清末新政，還是嘗試推動“民主共和制”的憲政救國、辛亥革命……這些努力均告失敗。

　　失敗并非沒有意義。這是中國人決定自己命運的試錯過程，沒有頭撞南墻的血淚教訓，也就不會產生后來的道路之爭、制度之辯、理論之思，更不會有今天的道路選擇、制度堅持、理論自信。

　　西方資本主義制度在中國折戟，為馬克思主義來到中國預留了坐席，中國共產黨隨之誕生，中國革命有了新的領導力量，中國社會制度的發(fā)展也獲得了新的方向。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在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國家富強的斗爭中，進行了最初的制度實踐。

　　1949年1月8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如果完成了全國革命的任務，這是鏟地基，花了三十年。但是起房子，這個任務要幾十年工夫。”具象地說，“鏟地基”就是鏟除舊中國的封建制度、官僚資本主義制度；“起房子”就是建立新中國的新制度。

　　新中國需要哪種新制度？

　　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提出了過渡時期總路線，完成了由新民主主義革命向社會主義革命的轉變，確立了包括三大政治制度：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xié)商制度、民族區(qū)域自治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在內的一系列社會主義制度，奠定了國家的制度基礎和根本政治前提。

　　膜拜蘇聯(lián)，照搬“蘇聯(lián)模式”，在中國，同樣是死胡同。

　　這一點，毛澤東看得很清楚，他說：“建國之初，沒有辦法，搬蘇聯(lián)的，這有一部分真理，但也不是全部真理……蘇聯(lián)的經驗只能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不從之。”

　　初期社會主義建設漸入低谷，十年浩劫更讓國民經濟陷入崩潰，在國家命運瀕臨絕境之時，中國道路的歷史拐點和中國共產黨的改革愿望同時出現(xiàn)。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xiàn)了從“以階級斗爭為綱”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轉變，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走自己道路、建自己制度、創(chuàng)自己理論的開端。

　　改革開放開啟了中國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新時代。改革的實質，在于既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又從中國國情出發(fā)，結合實踐對各種具體體制進行根本性變革。

　　選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歷史之必然。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的：“照抄照搬他國的政治制度行不通，會水土不服，會畫虎不成反類犬，甚至會把國家前途命運葬送掉。”

　　從貧窮落后到富強文明，中國制度展現(xiàn)巨大優(yōu)勢

　　600多年前，把自制火器綁在椅子上那一刻，“航天第一人”萬戶不會想到，中國人不僅能實現(xiàn)“飛天夢”，還將擁有自己的宇宙空間站；

　　100多年前，當京張鐵路傳來第一聲汽笛，詹天佑不會想到，今天的中國鐵路，以超過300公里的時速進入“追風時代”，高鐵運營里程居世界第一……

　　短短幾十年，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社會主義中國從一窮二白到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達30%；從衣不蔽體、食不果腹到讓7億多人口脫貧，對全球減貧貢獻率逾70%；“兩彈一星”橫空出世，“嫦娥”奔月，“蛟龍”入海，中國奇跡讓世人驚嘆。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改變了中國人的面貌，創(chuàng)造了中國奇跡。這是我們制度自信的事實根據。如果說過去我們的制度自信主要還是推導性的，那么現(xiàn)在越來越有了客觀依據。”已故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鄭杭生曾這樣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