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長寧區虹橋街道古北市民中心，有一間半開放的會議室，房間陳設很簡單，一個電視機，一張長桌子和幾十把椅子，墻面掛著些照片和街區代表介紹。

　　6月14日，全國人大代表、上海市長寧萍聚工作室黨支部書記朱國萍坐在會議室中，想起2019年自己在此見到習近平總書記的場景，仍難掩激動，“當時見到總書記，就是在這間會議室。時間過得太快了，當日的場景歷歷在目，也鼓舞我至今。“

　　2019年11月2日，習近平總書記來到長寧區虹橋街道古北市民中心，考察社區治理和服務情況。當時，一場別開生面的法律草案意見建議征詢會正在進行。習近平同參加征詢會的中外居民親切交談，詳細詢問法律草案的意見征集工作情況。正是在那一次的視察中，習近平總書記首次提出：“人民民主是一種全過程的民主”。

　　2021年7月1日，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

　　2015年7月，上海市長寧區虹橋街道成為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在全國設立的第一批4個基層立法聯系點之一，兩個月后，虹橋街道基層立法聯系點第一次收到全國人大發來的立法草案征詢意見通知。此后，這些關于法律草案的意見與建議，從老百姓的熱烈討論中，切實體現在了成文的條例中。

　　開門立法，廣納民意，從虹橋街道“始發”的“立法直通車”，如今已覆蓋上海16個區，搭乘“立法直通車”的市民越來越多，為國家和上海的發展不斷貢獻“金點子”，其中不少高質量意見被相關法律法規所采納。

　　“法律法條不是只用來打官司的，而是用來保障老百姓的”

　　2015年7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正式批復虹橋街道為基層立法聯系點，讓普通百姓實實在在地參與到國家立法之中，這也是唯一設在城市街道一級的聯系點。

　　2019年在該點視察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們走的是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人民民主是一種全過程的民主。所有的重大立法決策都是依照程序、經過民主醞釀，通過科學決策、民主決策產生的。

　　對于這一點，朱國萍深有感觸，甚至心有感恩。此前，朱國萍曾在虹橋街道從事了三十余年的基層工作，被大家親切地稱為“小巷總理”。

　　朱國萍說，在自己的日常工作中，曾處理過非常多的糾紛，家庭的、鄰里的。彼時，作為社區工作者，一般用兩種方法解決的，一是用情，另一是用法。但前者要付出很大的努力，卻難治本，后者則會鬧得大家都很難看。

　　而在暢通渠道、設立基層立法聯系點后，朱國萍感到，法制意識開始深入民心，很多糾紛由此可以被提前預防，“其實在大家層層討論法律、修改法律，甚至主動提出法律意見的時候，一是大家被普法了，二是大家會切實地感受到自己是國家的主人，哪怕他只修改一個標點，他也會有很強烈的參與感。”朱國萍說，“老百姓知道了，法律法條不是只用來打官司的，而是用來保障自己的，是和自己直接有關的。”

　　老百姓直接參與立法和修改法律條例的案例，在古北市民中心便可一窺。市民中心內陳列著一張聘請夏云龍為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虹橋街道基層立法的聯系點信息員的聘書，而事實上，夏云龍老先生已年近八旬，是長虹社區的一個普通居民，但是他對垃圾分類立法非常熱心。

　　在條例草案第二次審議后召開的聽證會上，關于垃圾分類標準的問題討論十分熱烈。夏云龍從老年人的視角發表了意見，建議按照大多市民熟悉的四分法來分。他說，如果分類搞得太復雜，老年人記不住。“真沒想到，我的建議最終被采納入法了。”夏老先生十分激動，“這說明立法聯系點的意見征集不是擺樣子，老百姓的想法能在立法中切實得到體現。”

　　截至目前，該基層立法聯系點共完成67部法律草案的意見征詢工作，提出意見建議1363條，其中101條被采納。

　　一路走來，小小立法聯系點收集民意民情方法更多元化

　　立法點的建立已有時日，在上海康明律師事務所律師吳新慧看來，基層立法聯系點并不是一成不變的。

　　吳新慧是這個基層立法聯系點首批信息員。從早期的《反家庭暴力法》，到前兩年的《民法典》《未成年人保護法》，再到2021年以來的《反電信網絡詐騙法（草案）》《公司法（修訂草案）》等立法草案征詢意見，吳新慧看著老百姓提出的一條條建議被最高立法機關討論、審議，以及納入法律條文。

　　如今，虹橋街道基層立法聯系點已構建起“一體兩翼”工作架構，在16個居民區、70個區域單位分設基層立法信息采集點，建立多個信息采集聯絡站，形成了以310余名信息員為主體，10家顧問單位和10家專家人才庫為“兩翼”的基本模式。最新探索是，信息員在立法之后轉化為“法治宣傳員”，通過他們的傳播，提升市民群眾的法治意識。此外，特別聚焦了一些重點人群，比如獨居老人、婦女、殘障人士等，聽取民意的覆蓋面越來越全，讓更多的人有機會參與到立法直通車之中。“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變化，是思想層面上的變化。”

　　而在收集民意的方式方法上，虹橋街道基層立法聯系點積累經驗，主動上前，變得更有前瞻性。吳新慧感到，在收集民意的過程中，以前更多的是在原有的收到立法建議的基礎上去聽取民意，現在則會走在前面，如對一些社會生產生活方面所涉及的法律需求，現行的法律如未覆蓋，卻又必須要通過立法的方式去解決，信息員甚至民眾會去做一個主動的收集。“從原來的參與到立法的過程中，到現在走到立法的前面，這也是一個重要的提升。”

　　收集民意民情的方式方法也在日趨多元化。傳統意義上，收集立法意見采取的多是走訪調研、開座談會、以書面的方式征集意見等。如今，更多更有效的方式正在涌現，如在各個樓宇的黨群服務陣地建立立法工作站，有些信息員還會利用白領午間休息一小時的時間，提供一些法制聯動活動，包括立法意見的征集、法制宣傳等。“還有更豐富的，比如線上線下或直播聯動的方式，開拓更多的途徑后，立法信息的來源和質量都會有一個很大程度的提升。”

　　“立法機制一步一步地完善，上海建立了一個觸角更廣闊的立法體系。”吳新慧說，基層百姓與國家最高立法機關之間架起“連心橋”，彰顯了人民民主的廣泛性和真實性。“通過這樣一個小小的基層立法聯系點，我切實地感受到讓立法更體現民意，讓法治更得民心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