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中央檔案館保存著一份珍貴的歷史文物——毛澤東親自填寫的中共八大代表登記表。在登記表的“入黨時間”一欄，上面寫的是1920年。中國共產黨1921年才成立，為何毛澤東1920年就入黨了呢？要弄清楚這一問題，我們需要回到1920年的歷史現場。
　　實行“呼聲革命”“無血革命”
　　1920年初，毛澤東身處北京，正忙于驅逐湖南軍閥張敬堯的運動。張敬堯是皖系軍閥，1918年3月就任湖南督軍，主政期間，作惡多端，民怨沸騰。毛澤東與湖南驅張代表團在北京進行了7次請愿活動，終于獲得成功，張敬堯被趕出湖南。
　　在領導驅張運動的過程中，毛澤東一直在思考改造湖南和改造中國的問題。此時的毛澤東，對改良主義、空想社會主義抱有很大的熱情。毛澤東甚至設想，自己邀上一群志同道合的人，租一所房子，辦一所自修大學，在里面“實行共產的生活”。
　　關于毛澤東這一時期的想法，他在《湘江評論》的《創刊宣言》中表達的很清楚，他說：“主張群眾聯合，向強權者做持續的‘忠告運動’，實行‘呼聲革命’——面包的呼聲，自由的呼聲，平等的呼聲——‘無血革命’”。在延安的時候，毛澤東曾對斯諾說：在那個時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義、民主改良主義、空想社會主義等觀念的大雜燴。我對“十九世紀的民主”、烏托邦主義和舊式的自由主義，抱有一些模糊的熱情，但是我是明確地反對軍閥和反對帝國主義的。
　　“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
　　就在毛澤東嘗試用改良的方法改造湖南、改造中國的時候，中華大地上的共產主義運動正在萌芽。早在1920年3月，李大釗就在北京大學組織了馬克思學說研究會，這是中國最早成立的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團體。5月，陳獨秀在上海發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8月，上海黨的早期組織在老漁陽里2號成立，陳獨秀任書記。在上海成立的黨的早期組織，實際上起到了中國共產黨發起組的作用，是各地共產主義者進行建黨活動的聯絡中心，為后來建立全國統一的共產黨奠定了基礎。
　　就在黨的早期組織創建過程中，毛澤東開始與中國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有了聯系，逐步加深了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1920年初，毛澤東在北京與李大釗、鄧中夏等接觸較多，還和李大釗多次討論了赴俄留學之事。毛澤東1949年在西柏坡這樣講到李大釗：“在他的幫助下，我才成為一個馬列主義者。”此后，毛澤東很注意報刊上發表的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文章。雖然思想上開始有了轉變，但他此時的關注點還在改良的問題上。5月，毛澤東來到上海，和彭璜等人在民厚南里租了幾間房子，成立上海工讀互助團，大家一起做工，一起讀書，有飯同吃，有衣同穿，可以說，實現了他辦“自修大學”的設想。
　　毛澤東在上海的這一段時間，他多次到老漁陽里2號拜訪陳獨秀，兩人討論了馬克思主義和湖南改造等問題，這是他思想發生重大轉變的時期。毛澤東后來回憶：在上海，“和陳獨秀討論我讀過的馬克思主義書籍。陳獨秀談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話，在我一生中可能是關鍵性的那個時期，對我產生了深刻的印象。”“他對我的影響也許超過其他任何人。”“我一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對歷史的正確解釋以后，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就沒有動搖過……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而且從此我也認為自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
　　“主義譬如一面旗子”
　　帶著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毛澤東回到家鄉湖南，成立文化書社，開始推介與宣傳馬克思主義。文化書社經營的書刊，包括《新俄國之研究》《馬克思資本論入門》《社會主義史》等譯著。在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同時，毛澤東并沒有完全放棄社會改良的主張，對湖南新任督軍譚延闿“湖南自治”“還政于民”的政策仍抱有某些期許。他起草自治運動請愿書，但請愿書中的要求被譚延闿斷然拒絕。無情的事實迫使毛澤東冷靜下來，他在11月25日給新民學會會員向警予、羅章龍等人的信中說，“幾個月來，已看透了”，“政治改良一途，可謂絕無希望”，我們“要造成一種有勢力的新空氣”，新民學會要“變為主義的結合才好”，“主義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趨赴”。這個主義，就是馬克思主義。
　　1920年底，在毛澤東、何叔衡等人的積極活動下，長沙的共產黨早期組織秘密成立。至此，毛澤東在思想上和行動上都已成為一個完全的馬克思主義者。關于自己的入黨經歷，毛澤東在1945年回憶：“我們開始的時候，也是很小的小組。這次大會（指中共七大）發給我一張表，其中一項要填何人介紹入黨。我說，我沒有介紹人。我們那時候就是自己搞的。”毛澤東作為黨的重要創始人，將自己創建長沙黨的早期組織認定為入黨之時，是合理的，而他之所以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陳獨秀和李大釗在其中的作用，無疑是最為關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