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能部門推諉扯皮，不為群眾辦實事”，這是信訪量增加和越級信訪的根本原因。少數基層領導“談信訪色變”，甚至千方百計阻撓、壓制信訪，這說明提高基層工作人員的素質十分關鍵
“不要將維權者當成維穩對象”“不要對信訪人有觀念上的歧視”“要真正做到維護人民群眾的權利”
全國信訪局長輪訓：改變“觀念”最關鍵
曾幾何時，信訪干部被形容為“風箱里的老鼠———兩頭受氣”。
為破解這種尷尬局面，國家信訪局準備花兩年時間把全國地級市和重點縣的信訪局長都輪訓一遍，今年的指標是600名，分5至6批進行。來自基層的信訪局長將重點學習如何應對突發事件、如何與媒體打交道等4個方面的內容。
日前，約120名地級市和縣級信訪局長在北京接受了為期一周的集訓。此輪培訓旨在提高一線信訪干部隊伍執行法律政策能力、開展群眾工作能力、處理復雜問題能力，做到“一旦有事，在第一時間把矛盾問題解決在第一現場”。
據信訪系統權威人士透露，目前我國處于社會轉型期和矛盾凸顯期，信訪工作處于化解社會矛盾的第一線，而大量信訪事件又都發生在基層，因此對基層信訪局長的輪訓就變得非常迫切。
信訪被公認為是具有中國特色的除法律以外的又一種解決問題的辦法，是一種比較直接的利益表達形式。但由于信訪的信息一般要經過信訪辦公室工作人員的篩選，然后遞交給有關領導、有關機關，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也是一種間接的利益表達方式。
《法制日報》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盡管此輪信訪局長輪訓被社會各界寄予厚望，但多年來信訪量的遞增絕非信訪部門一家所致，科學信訪體系的構建有賴于職能部門相互協作。
信訪問題的化解面臨的最大難點就是少數“職能部門推諉扯皮，不為群眾辦實事”
對于北京律師王立堂來說，信訪是和吃飯一樣平常的事。
由于常年和所住小區內各種不正常現象較勁，王立堂至今已經挨了三頓打。
王立堂說，他所住的小區屬于回遷房，一個偶然的機會，他發現開發商的一個親戚就住在自己樓上。
“他既不是北京戶口也不是拆遷戶，憑什么能購買這個小區的房子？”此后，王立堂開始不斷地四處檢舉揭發。不久，他就被兩個陌生人堵在電梯里打了一頓。后經醫院檢查，三根肋骨被打折。
此前，由于向開發商討要公共維修基金，王立堂也曾遭到毆打，行兇的人被有關部門確認為開發商下屬工作人員。
在被打成重傷之后，王立堂堅稱，此次被打仍系開發商指使所為，并要求調出監控錄像核實，但有關人員拒絕出具監控錄像。而這家小區內的其他居民告訴記者，小區監控錄像確系24小時開啟。
為討要說法，王立堂開始了漫長的信訪之路。據他自己說，信訪次數“不下一百次”，一些信訪人員對他非常熟悉，每次接待都親切地稱他為“老王”，每次信訪結束后都熱情地將他送至門口，但事情一直沒有一個明確說法。
在區政府部門舉辦的公開接待日中，王立堂有幸見到了區政府部門的負責人。在聽完王立堂介紹后，這位負責人承諾，為了確保解決王立堂的問題，指定公安局一位負責人為王立堂的信訪代理人。
此后一年多的時間里，王立堂僅見過自己的信訪代理人一面，事情至今仍然沒有解決。
老信訪工作者毛玉樹(化名)在聽完王立堂的經歷后，直截了當地告訴《法制日報》記者，信訪問題的化解面臨的最大難點就是“職能部門推諉扯皮，不為群眾辦實事”。他認為，這是信訪量增加和越級信訪的根本原因。如果真的能夠貫徹“分級負責，歸口辦理”的原則，問題就能解決在基層和職能部門，信訪量就不會增加。很多問題是在基層沒有得到解決，群眾才會越級信訪。
來自河南省新鄉市的一位街道辦黨委副書記證實了這個說法。這位副書記承認，他也知道有些信訪案件有冤情，但“無能為力”。
信訪工作并非信訪部門一家的事。毛玉樹說：“信訪工作是領導的工作，而不是信訪部門的工作。信訪部門是代表領導接待和處理群眾的信訪，將群眾反映的情況及時整理后報告給政府。各級領導提出處理意見，信訪部門有了這個‘尚方寶劍’，就可以和有關職能部門協商，共同研究解決的辦法。”
從《信訪條例》的規定來看，相關機制是完善的，但在具體執行當中出現了截訪、“花錢買穩定”等現象
盡管信訪并非信訪部門一家的事，但信訪部門自身也有值得檢討的地方。
北京一家銀行的職員向《法制日報》記者描述她眼中的信訪部門，“在我們單位旁邊，有一條胡同，胡同的盡頭是扇很破的門，旁邊掛了個很不起眼的牌子，那天我仔細一看才發現上面寫著‘某某信訪局’”。
“信訪局弄成這樣是不是故意讓人找不到啊？”這名職員向記者提了這樣一個問題。
一向認為群眾舉報是反腐重要途徑的著名反腐學者、中央黨校教授林喆對信訪部門的現狀也有自己的看法。
“我現在已經收到了大量的舉報信，可以拿麻袋裝了。我是一個學者，只是因為研究反腐敗就收到了大量的舉報信，這說明什么？群眾舉報的途徑不通暢。”林喆說。
林喆告訴《法制日報》記者，由于舉報群眾文化知識有限，在信訪過程中可能會遇到很多問題。因此，有關部門應該制定詳細的信訪手冊，對于信訪的流程、應該準備的材料甚至是乘車的路線這樣的問題都應該予以詳細說明。
作為規范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同時也是規范信訪人行為的《信訪條例》，實施至今已滿5年，多位受訪人士的評價均是，“成績與問題同在”。
“2003年曾出現過信訪洪峰，人們維權的狀況堪憂。2005年《信訪條例》制定施行以后，信訪出現了穩中有降的局面，越級信訪等得到了較好的控制。各級政府強調把問題解決在源頭，依靠基層來解決問題，依靠法制來解決問題。”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楊建順告訴《法制日報》記者。
但《信訪條例》實施以來，缺陷也是客觀存在的。據楊建順介紹，從《信訪條例》的規定來看，相關機制是完善的，但在具體執行當中出現了截訪等現象，這是不容忽視的，因為這是導致矛盾激化和損害穩定的隱患。此外，現在也存在大量的“花錢買穩定”的情況。
“還有一種情況，轟轟烈烈的運動式的現象還是比較嚴重的。”楊建順說，譬如現在的領導大接訪，遇到領導過問就能得到解決，遇不到領導過問就無法得到解決，尚沒有形成一種常態的機制。
信訪工作搞得比較好的地方對于群眾信訪有這樣一種理念———有理推定，即認定群眾信訪是有道理的
對于此次信訪局長的輪訓，王立堂充滿了期待。他告訴記者，每個老信訪者的背后必定存在支持其不斷信訪的原因，“希望有關部門將信訪者看成是自身權益的維護者而不是維穩的對象”。
林喆曾數次參與國家信訪局內部會議，她告訴《法制日報》記者，此輪信訪局長輪訓的積極意義毋庸置疑。“目前基層信訪負責人的水平參差不齊，有的地方搞得不好有的地方搞得很好。此次輪訓可以對各地的先進經驗進行集中推廣，有益于提高信訪局長的理論水平。”
林喆曾就信訪工作到地方調研，她認為，信訪工作的一大問題就是理念。“在信訪工作搞得比較好的地方，當地干部對我講，他對于群眾信訪的基本態度就是：第一，有理推定，即認定群眾信訪是有道理的；第二，能辦承諾，即承諾群眾信訪的問題要予以解決”。
“在當前新形勢下，信訪工作無論是理論還是方式方法，都需要有一個大的提升。”林喆說。
楊建順也認為，《信訪條例》實施之后存在的一些問題，與工作人員的素質不到位有很大關系。從中央到地方，各個層級各個領域的信訪工作已經制定了很多的標準、程序，但現在還是有少數基層領導“談信訪色變”，甚至千方百計阻撓、壓制信訪，這說明提高基層工作人員的素質十分關鍵。
“這次的輪訓是一次隊伍建設。”楊建順說，信訪工作的能力水平存在的問題主要在于信訪工作中的領導的觀念，對于信訪狀況的判斷、把握和處理。在處理信訪時真正做到“維護人民群眾的權利，讓信訪起到作為黨和政府與人民群眾之間的聯系紐帶的作用，不要對信訪人有觀念上的歧視”，這些觀念的樹立非常重要。
對于未來信訪體系的構建，楊建順認為，行政信訪應對體系的關鍵在于觀念的建立。各個職能部門應認真負責地履行信訪工作的職能，建立四通八達、各領域相互協調的體系。具體來說，信訪部門將收集到的信訪者的信息傳遞給各個部門，各個職能部門根據自己的職責來完成相應的職務職責，然后各個職能部門將自己完成的職責反饋給信訪部門。惟有這樣，才能真正構建一種協調政府救濟、社會救濟、民間互助救濟，并將黨委領導、政府主導納入其中的科學的信訪應對體系。(記者 杜曉 見習記者 任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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