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馬英九告“小”檢察官，這個話題給臺北街頭巷尾的閑談平添了一劑猛料。臺灣《中央日報》網絡報今日發表評論文章指出，馬英九若非以臺灣地區領導人的高度來凸顯檢察官筆錄制作不實的現象，試問這個議題會成為各界關注的焦點嗎？

　　文章摘錄如下，

　　最近因為馬英九控告臺灣檢察官侯寬仁偵辦特別費案涉制作不實筆錄，透過律師聲請交付審判告侯寬仁，引發各界議論“臺灣地區領導人的高度”應否提告之問題。不令人特別意外地，在野黨不支持提告。謝長廷表示若要提告就應先辭掉臺灣地區領導人職位；民進黨文宣部主任鄭文燦也指出，馬英九控告侯寬仁的做法是展現追殺到底的決心；呂秀蓮更認為，不應報復性地只針對個別檢察官。

　　謝長廷大概忘記了，陳水扁在臺灣地區領導人任內也提告，告了臺灣《中國時報》、趙少康、陳文茜，當時他怎沒告訴陳水扁不要提告，要提告就先辭職，免得破壞“祖制”�，F如今卻要馬英九先辭職才能提告呢？此外，為何單純的法律訴訟案，一定要址到政治追殺或報復呢？若果真是如此，臺灣的二、三審或交付審判制度都可以廢除，因為要避免成為政治追殺或報復的工具。

　　在野人士會有此種反應，純粹是從政治的角度來看問題，從政治角度出發難免就帶有立場。一旦帶有特定立場，自然會將馬英九告候寬仁制作不實筆錄事件，視為馬、候二人的政治恩怨。若本案僅為二人的政治恩怨，恐無法解釋為何馬英九撤銷與政治恩怨更有直接相關的誹謗官司，只針對此案繼續興訟呢？如果不是馬英九欲以臺灣地區領導人的高度，來關切筆錄登錄不實所可能導致侵害人權的狀況，還有什么更好的解釋嗎？

　　試想涉及臺北市長的案件，都可能發生筆錄制作不實的狀況，一般缺乏社會能見度的弱勢族群涉案時，在筆錄制作上面豈非更無保障。馬英九若非以臺灣地區領導人的高度來凸顯檢察官筆錄制作不實的現象，試問這個議題會成為各界關注的焦點嗎？呂秀蓮另表示，應從制度面全面性來檢討。誰說此案不會促成“法務部”及檢察官針對筆錄制作的制度進行全面性地檢討，以避免再發生類似案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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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王賽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