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海協會副會長王在希日前表示，2008年5月前，臺灣政局不但復雜多變，而且陳水扁還有可能變本加厲，給臺海局勢帶來更多不確定的因素。

　　香港資深時事評論員陳子帛今日在新加坡《聯合早報》撰文指出，這些話語代表著官方的判斷和結論，一是復雜多變，二是諸多不確定，三是什么事都可能發生，所有的關注點集中在“入聯公投”之上。這和以往的表述相比并沒有太多新意。

　　但與此同時，來自大陸另一種說法是，臺灣政局的錯綜復雜，與兩大陣營的選舉策略和布局息息相關，認為由于大陸處置得當，陳水扁的“臺獨”時間表被打亂，臺海和平的穩定得到維護，兩岸朝和平穩定方向發展的勢頭不會改變。

　　島內選舉凸顯統“獨”之爭

　　在時間點上，近期以及2008年臺灣政局以及兩岸關系有以下的特點和意義：

　　首先，臺灣政局發展始終圍繞著選舉以及2000年以來政黨輪替過程的跌宕，民進黨力爭維持執政優勢，在野的國民黨則希望奪回執政權，這就決定了臺灣選舉有一般政治博弈的特點，同時也展現出因為政治環境狹窄，兩大陣營狹路相逢的決戰態勢。更重要的是，由于選舉結果將牽動兩岸關系格局，過程就顯得更為激烈。

　　其次，2000年之后，臺灣政權首度由主張“臺獨”的分裂勢力所掌握，使其后的任何重大政治發展拐點總凸現出所謂的統“獨”之爭、維持現狀和改變現狀之爭。這種爭議在選舉過程中缺少實質意義，充其量只是族群和選舉資源的凝聚和動員，但在兩岸關系以及中美關系的戰略棋盤上，卻隨時能挑動起國際社會敏感的神經，刺激中美兩大國之間的互動，波及區域安全和穩定。外部因素對臺灣政局的影響，在關鍵時刻表現得極為直接，甚至會產生諸多意想不到的邊際效應。

　　再次，擅長選舉的民進黨，在擁有執政優勢和行政資源之下表現尤其突出；而作為威權時代象征的國民黨，盡管在過去八年間努力朝本土化、在地化轉型，但因為背負著沉重的歷史包袱。在博弈過程中總處于被動，無法掌握選舉議題的主軸。執政黨與在野黨之間的攻防，加上被人詬病的惡質選舉文化，也使得這次選舉過程充滿爭議。從長期存在的賄選現象、樁腳文化，乃至各種官司的旋踵出現，一階段投票或二階段投票爭議，“入聯公投”的推出，更將大陸和華盛頓卷入，并極大程度地為政治選舉動員所用。涉及馬英九“特別費”案的定讞結果，也屬于這個范圍。

　　在喧嘩之中，我們依然記得，被視為“臺獨教父”的李登輝曾公開表示，北京奧運會前后及至上海世博會之前，臺灣若無法脫離中國大陸，則“臺獨”無望。我們也清晰記得，某位美國智庫曾很冷靜地羅列出三十多種臺灣“獨立”的可能性之后，得出的結論是，任何一種“臺獨”模式的實現前提，并不是美國的介入和鼓勵，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人和多數民眾的接受和同意。

　　中美著力點都不多

　　這就告訴我們，大陸這些年的處置得當，包括盤馬彎弓惜不發的一以貫之，挑釁中持續保持冷靜的難能可貴，針對突發性事件和不可預測諸多變數的處理過程，注入了更多的科學決策成分，逐漸摸索出中美維護臺海和平穩定的“共同管理”框架，還有更多的柔性政策訴求，等等。

　　文章表示，必須承認，大陸借助美國之手對陳水扁以及民進黨走火入魔、鋌而走險的阻止和施壓，是所有危機處理過程的亮點，大陸涉臺決策系統對來之不易的聯美治扁框架和模式評價是正面的。但也不能不意識到，從2004年至今，美國能夠做的、可以達致的效果有限，以至出現言而無行、虛應故事，甚至指稱白宮對陳水扁依然網開一面、高舉輕放的批評。

　　外界觀察中，大陸現階段所有的“忍辱負重”，階段性目標恰恰是為了爭取讓北京奧運會平穩順利進行。這一切不僅為美國白宮洞悉，更為陳水扁玩弄于股掌之中，“陳水扁們”洞察北京無意在奧運會之前對臺采取任何非和平方式的對應和處置，華盛頓充其量也就是布什總統公開斥責，口頭示警，難有危及臺灣實際利益的動作。

　　因此，陳水扁在“特支費”案、去蔣化、“正名”、去匾以及“入聯公投”等議題設定中，不斷吸納政治能量，獲得了凝聚鐵票的效益。在北京和華盛頓公開施壓和嚇阻過程中，他不斷營造悲情氛圍，激發親綠和中間選民的反彈情緒。中美對臺危機管理給陳水扁留下的夾道，加上國民黨的應對無力，給陳水扁和民進黨累計最后沖刺的動能。平心而論，他到現在失分不多，反而是北京和華盛頓自覺和不自覺地陷入欲罷不能、進退兩難的境地。華盛頓只是盡了人事，人們批評其消極被動，著力點有限，并不為過。

　　接近戰略攤牌的臨界

　　究其實，文章指出，臺海高危的癥結點在于：

　　“入聯公投”已經被定性為變相的“法理臺獨”，一旦通過就是邁向“法理臺獨”危險的一步。我們的關注點是，“入聯公投”一旦通過，大陸依然還是言多于行嗎？如果言行并重，非和平方式的主要手段又將是什么？美國準備怎么介入，是袖手旁觀，還是再造一次類似九五、九六年的臺海危機？

　　“入聯公投”即便未能通過，卻極有可能成為臺灣任何一個重大政治過程的持續話題，要點不在以什么名稱入聯，而在于“公民投票”一旦成為臺灣社會表達政治意愿的常態，它給大陸帶來的政治沖擊遠遠超過入聯本身，影響深遠且廣泛。

　　高危期不在2008年5月之前，而在5月之后。馬英九一旦被判定有罪，那就是國民黨和藍營的高危期，影響的是選情結果�！叭肼摴�投”通過與否，如果只是為選舉服務，則其危害性仍然在可控范圍。我們關注的，除了它的確具備了邁向“法理臺獨”危險的一步之外，今后的臺海關系互動，越接近戰略攤牌的臨界，主體認同和公民自主性帶來的困擾，或許比現在還要多得多。

　　如果這就是高危期，或者是化解與加劇高危期的癥結點，那還需要做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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