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精神病”救濟須拿“獨家裁量”開刀

　　深圳二院護士郭俊梅因不滿獎金分配而上訪，醫(yī)院請醫(yī)師假扮工會領導和她談話，并將談話內(nèi)容寫入病歷，將她診斷為偏執(zhí)性精神病。郭俊梅維權勝訴，但法院判診斷醫(yī)師無責，法官希望郭俊梅“不要得理不饒人”。（5月10日 《南方都市報》）

　　“上訪=精神病”，這個荒誕的等式，不久前曾在徐武身上演繹，掀起輿論場里的嘩然大波，而今又成為郭俊梅的生活劫難。“被精神病”的復制，令人唏噓之余，更添幾分心酸。

　　“徐武事件”中，“飛越瘋人院”、跨省追捕等元素，讓它極具轟動效應，堪被載入法治史冊。強權肆無忌憚，權利弱不禁風，法治殘缺成“透風的墻”，都繪制出正義消泯的灰色圖象，讓人深感風霜凜冽，脊骨發(fā)涼。企業(yè)強權之手的亂伸，與權利申訴之艱“交相輝映”，投射出權利屏障的孱弱，法治文明的黯淡。

　　郭俊梅的遭遇，盡管少了些波折、苦難、悲情，可權利被侵的底色卻如出一轍。她因切身利益受損，而尋求工會救濟，以期權利救濟。誰曾料，上訪非但沒能轉化為維權成果，還淪為“被精神病”的依據(jù)。醫(yī)院自行做主，給郭俊梅筐上了“精神病”的帽子。“人刀俎，我魚肉”的情勢對比，在醫(yī)院的利益主宰下，直接演變成她的個體悲劇。

　　幸而，郭俊梅少了被拘禁之災，她的奮力維權，借助法治途徑，終于有了讓人欣慰的“回音”，勝訴就像是強效的漂白劑，蕩滌了“污名化”的穢跡。醫(yī)院利用“精神病”之名的隱性打擊，也只能止于“敗訴”。可個人的“脫險”，并沒折現(xiàn)為正義陽光的高照：診斷醫(yī)師竟逍遙法外，無需擔責；對院方的懲罰，絲毫沒有；連法官都搬出“知足常樂”的哲學，勸誡郭俊梅見好就收，仿佛“維權到底”就是得寸見尺式的惡行。

　　討來名譽，“病帽”難摘，郭俊梅的維權“成功”注定要打上折扣。她贏得名譽權，只是源于醫(yī)院強行診斷的程序草率；至于“精神病患者”的鑒定結果，則揮之不去。而一旦被收治，她也就成了法律上的無行為能力人，基本權利都瀕臨失去的風險。“被精神病”儼如殺人不見血的利刃，隨時能切割自主權、表達權等。

　　癥結所在，仍在于裁量標準的“獨家性”、第三方監(jiān)督的缺失。在精神病鑒定上，醫(yī)師說法成了精神病有無的決定性憑據(jù)，哪怕鑒定的隨意性、傾向性再強，哪怕“病人”看起來再正常，只要醫(yī)師鑒定合乎程序，診斷結果就不容置疑。醫(yī)師的“一言堂”，在問責薄弱、制衡欠缺的催化下，尤為可怕，極易淪為利益教唆下的“幫兇”。

　　而第三方監(jiān)督的缺位，則讓“無病辯護”成了幻想，亂安“病帽”泛濫成災。正如精神病領域的資深律師黃雪濤說的，設立由精神病專家和公眾參與的多元化委員會，組成第三方的評估力量，才能逐漸消弭醫(yī)學裁量和公眾判斷的錯位，及時糾偏，維權人權。有了不受私利掣肘的監(jiān)督者，精神病鑒定才會回歸科學、謹嚴。

　　消弭“被精神病”之痛，鑒定尺度和制度化救濟的“補漏”，必不可少。醫(yī)師再隨性妄為，在“限權”和“加大問責砝碼”兩重緊箍咒下，也會小心翼翼；而密不透風的監(jiān)督，也會防范權力濫用，在公民權利淪陷時，或許是權利救贖的那根救命稻草。

　　法治文明，容不下權利被蠶食的悲愴。只有拿“獨家裁量”開刀，“被精神病”才會被掃進歷史的垃圾堆。（佘宗明）